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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尔谦 | 苦难、挣扎与反思(三)——在苦难与屈辱中挣扎

南湖雅集2020-11-12 15:35:22

△ 贡井艾叶滩

苦难、挣扎与反思(三)


 

编者按这是一个五八社教受害者的血泪控诉;这是一个至今仍生活在五八社教阴影下的77岁老人前半生的真实写照。今天读来,仍禁不住让人泪洒江河。我们希望五八社教的亲历者,能像邓尔谦同学那样,把自已当年的经历,感悟写出来,用以警示后人。希望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在苦难与屈辱中挣扎


一切希望都没有了,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哭没用、悔沒用,恨也沒用,死更没出息。面对严酷的生活现实,首先必须挣钱吃饭活下来,等待我这块“茅司里的篾片”的翻身之日!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母亲又重回东源井捡炭花。那时全国正搞大跃进,市里领导不知听什么人乱吹,说盐场的废碴里含有硼,烘干碾细就是硼肥,用在田里、土里就可以实现亩产千斤。全市掀起了大搞硼肥的群众运动。东源井也不例外。我就和髙五八级二班的同学钟可文一起到东源井抬硼肥。钟和我一样在《高五八级学生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中是“专题鸣放委员会”的成员,虽没在大会上发言,但出身地主也被划为“四类学生”。同时被整成“四类学生”的还有潘永年、杨远植、熊大文、甘树成等人。潘永年等后来流落到新彊。划为三类的三十多人,最好也就上了师专之类的学校,入学后被退回的也有。


 记得是五八年的国庆节晚上,我俩加班后实在太累了,就倒在盐仓的角落休息。下夜两点过突然来了几个公安人员,不由分说把我俩抓起来押到艾叶街道办事处。我俩一再申说自己是三中刚毕业的学生,对方根本不听。第二天又被押解到贡井公安分局。沿途许多熟人,同学的惊愕眼神使人无地自容。我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分局临时拘留室被拘押了一整天。拘留室内遍地屎尿,臭气熏人。从墙缝中看出去正是不久前读书常走过的街道,触景生情我俩都凄然落泪。整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到晚上才提审。提审我的凑巧是初中同学王林。他一见是我就说:“你娃儿搞什么名堂嘛!你不儍呀,成绩那么好,不好好读书,怎么跟右派分子跑,弄到这里面来日子就不好过哟!不过昨晚是误会。我们是查从威远跑来的逃犯。你好得碰到我,不然说不定再关你几天。”等我回家时,全家正为我被公安抓走了,又不知道犯了什么法,被关在哪里而紧张得晚饭未吃。我哪会知道这仅仅是自已被押解示众和进出监狱的开始。在后来的岁月中,比这更严重的屈辱还多得很呢。


钟可文出来后一气之下回了农村老家。今年十二月,在分手整整五十年后我才在自贡远郊的新胜乡谢家坝见到他。少年书生已变成须眉皆白的老头。终身未娶、孤寡一生。作为农村的五保户,他每月靠政府发的110元为生。他在回答我怎么一生连婚也不结时,凄然地说:“我这个狗崽子都活得这么艰难,何必再留些小狗崽子!”一句简单的话包含着何等的辛酸啊!


我脸皮比他厚,又重回东源井,也就是当时的贡井盐厂二十一工段抬盐。每天清晨天不见亮就到熬盐的锅边,将每坨200多斤的盐巴抬起过磅入仓。盐锅很低,锅间距离很窄,灶房弥漫着白濛濛的水蒸汽,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沸腾的盐锅里。我那时刚满17岁,长得又瘦弱,抬起非常吃力,根本沒力气把杠子挽上肩。幸喜我的单头李健章是一个非常髙大强壮的大汉,常常是他在后面用双手把盐包举起放到我的肩上,并要我尽量离重心远点,他在后面像铁塔一样稳住我踉跄摇晃的脚步。就这样抬到下午下班,我马上又拉着架车到十二公里外的雷公滩拉一车煤,作为我们杠工组对大跃进的献礼。至今还记得战战兢兢把200多斤重的盐包放到肩上时那钻心的疼痛。刚满17岁啊,身体又是如此的瘦弱!连车间的工人看着也摇头叹息。有好心人找到在碳坝里捡煤炭花的母亲说:“邓四婆,你怎忍心让你们邓尔谦去干那样重的活啊,你看他那脚杆嘛,瘦得像秧鸡,怎会抬得起啊!”母亲也只能流泪叹息。晚上和师傅们住在一起,听他们吹牛谈天,或帮他们写写家信,或为小组写打擂比武的挑战书、决心书。他们都是最低层的工人,大都没什么文化,非常直爽纯朴,对我很同情,给了许多让我终生难忘的关心、鼓励和帮助。尽管如此受到照顾,因年龄太小、体质太弱、负荷太重,终究还是扭伤了腰。但我仍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因为明白自已没有其他出路。后来伤处化脓转化成骨结核,险些要了小命。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六月初的一天下午下班后,我乘渡船回家,船上碰见党总支书记钟银州。他是一个从烧盐工人提拔起来的干部,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与车间工人关系很好。他突然招呼我,问:“小邓,我看你不像是抬盐的料,怎不去读书呀?”我脸一红赶紧回答:“钟书记,我是犯了错误来改造思想的。”“犯了什么错误?”“髙中快毕业前,参加五八级学生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时说了错话。”下了船我们边走边谈。听完我的汇报后他淡淡地说:“这么小的娃儿算个啥子不得了的错误?!依我看,你今年再去考大学!”我说:“钟书记,不行。我毕业证都没有,连名都报不了。”“工厂给你开个同等学历的证明行不?明天我叫余述东书记到你们组来开个座谈会,总支再给你做个鉴定,你去试一试!”


万万沒想到,这次不期而遇的简单谈话竟成了我人生道路的又一个拐点。笫二天的小组会上,师傅们用纯朴的语言说了我许多好话。当我拿着党总支的鉴定和同等学历证明回自贡三中找到党支部王厚常书记时,他沉默良久后冷冷地表示:“既然工厂党组织是这个态度,你去报名吧!我们会给招办打招呼。”不知是运耶?福耶?命耶?髙考后我竟然被自贡化工专科学校录取。事后校长办公室的张自生老师告诉我,你本来没被录取,但招生名额还差一个,我给张平书记汇报说有个学生成绩很好,但政治上有点问题。不知行不行?张看了档案后认为,娃儿年龄还小,可塑性大,工厂党组织印象也不错,可以收进来。自贡化专是五八年大跃进中,由地方兴办的一所二年制专科学校,条件非常简陋。但我总算是开始了人生中又一段新的旅程,有了新的希望。


在化专的两年适逢国家处于大跃进的尾声,紧接着是天灾人祸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农村一家家饿死,城里也到处是水肿病人。最困难时我们学生一歺就两个小红苕,被迫用红苕藤甚至用尿水中长的青苔——当时美名为含髙蛋白的“小球藻”充饥,加上不断到工厂农村劳动,修碳黑厂的公路,自建小髙炉大炼钢铁,真正读书的时间很少。还只能说吃得很饱,不许说个饿字。甚至有领导在大会上说:“什么吃不饱?你们是学化工的,把你们的大便化验化验,营养还沒吸收完呢!”稍有牢骚不满,轻则批判重则开除。我吸取教训,时时警惕,事事慎为,生怕出错,得以幸免。班上好几个同学因此而被踢出校门。我的处境艰难,政治上的压力,心理上的压抑,加上抬盐时的旧伤化脓,转化成了骨结核,常痛得彻夜难眠。几乎每晚下夜两点过就会痛醒,只好悄悄起来在走廊上踏步盼望天明,好用白天的繁忙来冲淡疼痛。沒钱医治还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怕学校知道后劝我退学。


苦闷之中我开始写日记,借以发泄和排解心中的忧愁和苦闷。谁知这又为以后几次将我置于死地埋下了祸根。事发是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学校安排到成都工学院参观实习,做材料力学试验。对我这样一个从没出过家门,从沒坐过火车的土包子来说,这是何等令人髙兴和兴奋的事情啊!出发前全班集合在办公楼前,政治辅导员王永琼(就是我髙中毕业时那位班主任,因反右中表现优秀,立场坚定,又提拔到髙一级的化专当政工干部、支委)突然宣布:“邓尔谦同学出列!你政审不合格,工学院不同意你前去参观实习!学校安排到校农场劳动。”我明白这是五八年戴上的‘紧箍咒’又一次念起,只好强忍泪水低头出列。眼望着同学们唱着歌,从学校旁的铁桥上走过往火车站而去。我心中涌起的那种羡慕、自卑、愤懑像刀刻在心上,至今不能忘记!


更严重的的事还在后面。我刚转身要回寝室,突然又听到:“邓尔谦站住!有人揭发你书写反动日记。你马上跟我们到寝室把它交出来!”当我打开破烂的木箱,看着他们把那四本记录着我真实思想、真挚感情的日记抢走时,真是恐惧得发抖。经历过五八年那场浩劫,完全明白要从中罗列罪名简直易如反掌。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接下来的几天,我除了打猪草、扫猪圈,就是到校告栏看看开除我的布告贴出来沒有,想想回家怎样向母亲忏悔不孝的儿子又惹下的祸端。前两天有机专业的李传禄已被开除,他是自贡二中五八级同学,也是在五八级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所谓《五八级学生劳动就业委员会》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被弄去劳动了一年,第二年才考入化专。到化专后表现很好还当了班长,就因为动员他申请入团时他说了一句“我这种条件入什么团啊,怕只能入伙食团”即被扣以思想反动而遭此厄运。我还能幸免吗?


几天后我突然被通知去校长办公室谈话。进门一看,我的四本日记放在袁嘉楷校长的办公桌上。出乎意料的是袁校长说:“你这几本日记我们送到市公安局进行了审查。公安局认为不是反动日记,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悲观灰色情绪太严重。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把日记还给你。鉴于你表现还可以,成绩也不错,让你继续读书完成学业。错误缺点要改正,包袱要放下,要相信党是会给犯错误的人出路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我至今沒完全弄明白。但钟银州书记、张平书记、公安局审查我日记的人使我相信,在当权者中有良心的好人还是大有人在。我的这个信念既使后来在监狱中也未动摇过,它支撑着我活到了今天,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三十年给我的祖国带来的巨变。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被分配到自贡鸿鹤化工厂工作。先在纯碱车间当了一年助理技术员,后被选拔到厂技术室(设计科)搞设计。我每天坚持学习外语,学习化工机械的专业知识,很快就担任项目负责人。但不管怎样表现好,五八年问题的阴影始终像《紧箍咒》罩在头上,像绞索套在颈上,随政治气氛的变化,时而放松,让你担负繁重的任务,但绝不让你出差、培训、升工资、得奖金:时而收紧,政治运动一来就当靶子,写不完的捡查,受不完的批判。毛主席说撗扫牛鬼蛇神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其实一两年就一次,我也就来一次轮回。记得六三年科里让我担负新建的5000吨/年沉钙项目的前期设计负责人,12月中旬决定让我去上海作为建设方代表配合上海化工二院做施工图设计。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厂党委突然派分管副厂长颜丕林找我谈话,要我把准备好的资料全部移交给新分来的调干大学生曹万欣,由他去上海。.理由是党委关心你,外面天冷怕你受不了。我天真地一再表示,自己是23岁的小伙子,不怕冷,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直到颜厂长骂我真不懂事才明白。九四年化工部分配我厂负责起草部颁标准《中低压管道安装技术规程》,任务落到我头上,给我许愿说将来在北京审定时一定让我前往参加,结果仍是一个‘空心包子’。正当科内同事为我愤愤不平时,《四清运动》开始了。此时曹万欣已提拔为代科长兼支部书记。我当即被定为“白专典型”、“必须拔掉的一面白旗”、“仇视社会主义留恋旧社会的破落地主的孝子贤孙”交全科批判。前两条的依据是我“成天钻研的都是技术”、“学的是俄语”、“吹捧苏修的大学生毕业就是工程师,而我当项目负责人还是35块5一个月的画图匠”;后一条的依据更荒唐,说我在画的一幅国画上盖了一个“苦命人”的印章——“新社会的苦命人不是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是什么?”此外还有:“邓尔谦看了歌德的《少年维持之烦恼》这本书后很赞扬很欣赏。而这本书是描写资产阶级生活,宣杨爱情至上的坏书!”……对这种批判简直使人无言可辩,只有听命。最后结论是“一个从小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控右派’居然混到了工厂的要害部门”。随即被赶出设计科,下放到二氯甲烷车间当工人。

作者画的一幅国画左下角盖了一个“苦命人”的印章


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到车间当工人开始,我抛弃了一切不切实际的所谓抱负和理想,安心老实的当一个好工人。我开始明白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像我这种被党视为“异类”、“屁股上有屎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前途,能有碗饭吃,能平安一生,挣点微薄的工资糊口,把父母供养到老就不错了。所以一方面我非常安心的当工人,一方面在工厂旁租了间小屋,把瞎子父亲和年迈的母亲接下来住在一起,让我这个使他们担惊受怕的儿子尽点孝道。或许由于夜以继日的埋头苦干和刻苦钻研,或许由于理论知识弥补了工人师傅的不足,我很快成了师傅们的得力助手和好朋友,组内修压缩机的髙手,同时受到车间领导和共青团组织的重视和培养。加上当时中央政策的调整,强调抓生产建设,彭真代表中央反复讲对知识分子要重在表现的政策,几个月后组织竟批准我加入了共青团,六六年的“五四”青年节还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


 更使人髙兴的是,我获得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姑娘的青睐,我们结成终身伴侣。忠贞纯洁的爱情经受了以后长期隔离反省、全市批斗、游街示众、入监坐牢等狂风暴雨般的政治风浪的冲击和考验。不离不弃、恩爱永久、至到今天的爱情,成为支撑我生命的主要精神支柱。她就是我的爱妻宋雪萍,也是自贡人,我在自贡三中读髙中时,她在同校读初中。她出身也很贫寒,六三年毕业于泸州化工校分析专业,下放到车间时她是车间分析室的政治班长、共青团的支部宣传委员、已经发了入党志愿书,正要调厂党委当工作人员。当党委领导得知她和我谈恋爱时,立即派人找她谈话,加以阻止,告诉她邓尔谦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和他耍朋友将严重影响政治前途。宋雪萍诚恳老实地回答:‘我和邓尔谦接触,感觉他一点也不坏。至于说读书时犯过错误,你们不是说只要改了就好,要看现实表现吗?他来车间后表现确实很好,争取入了团。我喜欢他。’结果党委很快取消了她的入党资格。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邓尔谦的‘臭老婆’受尽各种凌辱。

作者与妻子宋雪萍


 正当我俩一起憧憬着老老实实当工人,踏踏实实劳动,平平凡凡过日子的时候,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未完待续)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本文作者:邓尔谦原自贡第三中学高五八级一班学生。


部分插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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